著名影视、线岁

  朱旭,1930年2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。1949年5月进入华北大学,在华大三部戏剧科学习戏剧专业并在毕业后进入华大文工二团工作,从灯光师到演员,由此正式开启了他的戏剧人生。同年11月,朱旭由华大转入中央戏剧学院线月,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立,22岁的朱旭成为了北京人艺的演员。这一身份伴随他六十余载,是他一生最珍视和爱重的身份。

  有许多观众想到朱旭,比较熟悉的更多是他的影视作品,像电影《心香》、《变脸》、《洗澡》和《刮痧》。人们并不大了解他还有着一个很长很深的话剧历史。他是一个从话剧舞台走上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的演员,他的“根”还一直深深地扎在舞台艺术里。实际上,他也是一位自从北京人艺建院起1952年6月12日就在剧院里演戏的演员,在这里贡献了他的整个青春和中年。

  1949年,年仅19岁的朱旭离开家,考到华北大学的文艺干部训练班,经过几个月的短期培训,就投身到火热的革命宣传中。进到人艺时,朱旭才20出头,一米八的瘦高个和东北人的爽直脾气,怎么看都和戏剧不太搭界。而且客观讲,朱旭的外在条件并不算好,嗓子也不亮。最要命的是他还有挺严重的口吃,有时候说说话儿就卡壳了,越着急越说不出来,甚至憋得满脸通红。但这是平常,只要是上了台,朱旭就会全身心投入到角色的情绪中,口吃的毛病也就不治自愈。在北京人艺的《人艺之友》报里有许多演员的漫画,朱旭那幅漫画下题诗头两句就是“台上口悬河,台下结巴磕”。其实,暗地里他也是狠下功夫,不光所有的台词都抄出来,每句话该怎么说,那话的语气轻重、气头安排都是事前琢磨好、反复锤炼多少遍,这才有了台上的口悬河。

  建院初期的北京人艺,可以说名家云集,像朱旭这样的青年演员,只能在跑龙套和各式小角色里开始自己的舞台生涯。但不论角色大小、正面反派,只要分配了角色,朱旭就要开始研究这个人,他所处的时代是怎样,那个年代的人生活里是什么样的把人物彻底吃透了,他站到台上,说出话来,一举手、一投足才让你相信他就是那个人。

  他在《蔡文姬》里扮演左贤王。这个角色突然要与相爱很深的妻子蔡文姬“生离”,处于极端痛苦之中,竟然表示要把全家(包括自己的妻子和一儿一女)都统统杀掉。此人显然受不了一点点委屈,也可以说是心胸有些狭隘,然而,左贤王又是一个深明大义的英雄好汉,为了民族和睦的伟大事业,最后依然送走了蔡文姬,作出了重大的牺牲。朱旭喜欢左贤王这种性格,也就是强悍粗犷的脾气与细腻周到的感情结合在一起,认为这是相反相成的大开大合,正可以极大地满足演员在创造人物上的需求。

  开始,朱旭真的发了愁,没了辙。怎么办呢?美国导演赫斯顿告诉他:“魁格永远是正确的,永远是理直气壮的,没有乞求人家理解的时候,说这段台词的态度应该是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懂吗?!”这就启发朱旭一步步接近了角色,最后终于驾驭了角色。首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,观众听进去了,坐住了,产生了极大兴趣。演出结束以后,赫斯顿紧紧地抱住了朱旭,说:“谢谢!谢谢!”朱旭也由衷地对赫斯顿说:“我非常感谢你!”

  这里,引用一位著名戏剧评论家的几句很有斤两的话:“我认为在北京人艺的老一辈艺术家中,他也是独树一帜,独具一格的。他就是他,同于是之、郑榕、蓝天野,都可以区分开来。他的表演有一种书卷气,但绝不是书呆子,也不是演什么角色都像书生,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修养,一种内蕴深厚的气质;因此,你听他的台词,其中的抑扬顿挫,都别有一番韵味和境界;而他的举手投足,绝对是具有分寸感的,具有尺度的;这分寸、尺度,同样来自对于人物的深切的体会。”

  朱旭曾说,一位演员要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观察生活、认识生活的习惯,而且还要有一颗纯真的童心。因此他热爱生活,有着丰富而广泛的爱好。下围棋、拉京胡、扎风筝、习书画、画彩蛋,他都广泛涉猎、得心应手。由喜爱到精通,他将爱拉京胡爱唱戏的技能用于艺术创作。在话剧《名优之死》中,他操着京胡上阵,技法娴熟,让人叫绝。他还曾为影视配音、配唱,让人感受到一位演员的超群技艺和深厚的生活积累。

  他说,看一个演员,最终要落在其个人的文学艺术修养上。“一个人的道德修养、文化素质不同,塑造形象也就必然有高低之分,文野之分,粗细之分。”他始终坚持读书,刻苦研究理论,更是勤于写文章总结提高,如“斯坦尼+民族传统试验”、“形象的矛盾和演员的创造,理、情、味、趣、噱”两个问题的论述,入情入理给人以启示。他撰写的多篇文章发表在《人民戏剧》《戏剧报》《戏剧论丛》等刊物上,收录在《攻坚集》《红白喜事的舞台艺术》等著作中,为后来的戏剧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理论素材和研究资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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